冤狱三年流离失所五年 资阳李绍斌控告元凶江泽民
李绍斌于七月十三日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状》，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罪则，将其绳之以法。
以下是李绍斌叙述遭迫害事实。
我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底开始学炼法轮功，目的是为了提高道德，修炼做好人；修炼前已看过大法书和录像，知道是修炼做好人的。炼功后身体更加健康了，道德在修炼中不断的提升，工作中不会利用职务之便贪占公私利益，从接待宾客，购买香烟名茶，办公用品，基建维修买材料，到民工工资；哪怕是购买办公用品，商家在发票上多开的金额，本人都会在发票上写好情况说明，按实际支付金额报账。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江泽民利用国家机器对法轮大法的修炼者进行残酷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底，原单位保卫科李勇和八、九个警察来到我家中，掠走挂在客厅的我师父像和法轮常转图，没有任何手续。一九九九年底，资阳城西派出所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便衣警察到我家，用欺骗的手段想要把我的户口本和身份证拿到派出所“保管”，企图限制我出行的自由，被我拒绝。
二零零零年一月初，我与三名法轮功学员共同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当时主管资阳市政法工作的甘姓书记，大致意思是：给法轮大法平反，还我师父清白，保证我们合法的炼功环境，释放被关押的所有法轮功学员。信由我和另一法轮功学员送去，因甘姓书记不在办公室，我们就将信直接交给市委信访办；信是上午递交的，下午国安大队长董四宏（音）开着警车来到单位，一度拿着刑拘证找到我单位要抓人，后来我父母、亲戚、朋友、同事二、三十人为我说话才未得逞。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我一家三口乘火车辗转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炼功打出法轮常转图，很快武警冲过来飞脚踢中我小腹，抢夺走我手中的法轮常转图，被关到天安门广场公安分局；后来这张“法轮图”竟成了给我量刑的依据。我一家三口被劫持回资阳，我妻子王淑蓉被行政拘留十五天。我被非法关进了资阳市看守所，被强制做苦工。
我被单位停职，每月只发一百零五元的生活费，我妻子也停发下岗工资，改发一百零五元的生活费。并且每天还要上班，要求我妻子上班时间打扫井下工程处四层的办公楼，我在固井队打扫办公楼并做辅助性的工作，每月扣除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养老金和水电气外，我还倒欠单位的。
两个月后，生活不下去了，我俩口花四百多元买了一台豆浆机，在井下工程处大院现磨豆浆卖，艰难的勉强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我和妻子经常是把打豆浆的剩余料――豆渣当主食，当饭吃。这东西很不受咽，连吃两天就咽不下去了，豆渣仍然是我家饭桌上的下饭菜，就这样反复着。
一九九八年单位重组后，我那时是行政办公室的负责人，除行政办公室外，还管着单位的财务和后勤。二零零零年羞辱性的工作安排，并不发工资与生活上巨大的反差，给肉体和精神上都带来十分巨大的痛苦。这就是江泽民搞的“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迫害政策。
从取保候审到判刑收监，这八个月的时间一直做着“辅助性”的工作，没有给我任何的报酬，我被单位安排成第四次人口普查员，每天入户登记工作要干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人口普查工作还没结束，选鹅毛。
二零零零年六月的一天，资阳市政法委副书记对我软硬兼施，用恢复工职、补发工资、奖金，并且不追究刑事责任为诱饵，让我参加“转化”演讲团，“610”人员要我给他们提供情报，不然随时可以把我收监。看我不愿配合，就让我回去好好考虑，之后市“610”人员经常到单位找我，或叫我去公安局谈话，最后看我确实不配合他们做事，最终威胁我：不准把他们叫我做的事说出去，否则要给我取重（重判）。这种隔三差五的引诱恐吓式谈话，每次都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
二零零零年十月初开庭，我当庭陈述了法轮功使修炼者人心向善，能健康人的身体，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法庭宣布休庭，全单位的各级领导都知道我说了真话，跟我讲：你就说句假话，判个监外执行，保你的工职，你要说真话，“我要炼”三个字判你三年。这个事各级领导都是公开讲的。最终我选择了按“真善忍”说真话。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六日，我被非法判刑三年，收监，地方政法委“610”勒令单位开除了我的工职，在单位兢兢业业的工作了十七年，也没给我任何的一分钱的补偿。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六日，我被劫持到位于四川省德阳市黄许镇的德阳监狱，对外也称“九五厂”。到德阳监狱二监区（入监队）一个多月后，被转到了生产车间六大队（六监区），主要从事剥线：就是把不合格或废旧的电缆，将里面的铜丝与外面包裹的胶皮剥离分开。这个活是双手用力拖拽脱皮，时间长了疲劳的手指会很僵硬，伸直都会很疼痛，特别是晚上睡着了，手指关节钻心的会痛醒几次，手指关节变粗、手指弯曲变形，灵活度下降，出狱后很长时间才恢复正常。
迫害一步步升级，开始狱警找谈话，多数时间就走齐步、走正步、跑步，站军姿，到晚上要熄灯了才让休息；后来是侮辱性的，安排了一个曾经当过兵，后来又杀了人判死缓的间接性精神病犯人，来喊操。当时在六监区的法轮功学员有六人，其中有两人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一名飞机维修工程师，一名本科，还有我和另一人没上过大学。折磨一段时间后，六监区姓鲁的教官找我谈话，威胁说不“转化”也要“转化”，上面明确了任务，要动用一切手段最后包括监管力量。恐怖一直笼罩着，这些省部级的文明监狱，各文明监区开始非法使用刑具，监狱法明文规定，只有在被监管人使用暴力，对监管人或他人可能造成危害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就这样狱警们公开的在监区门岗外用刑，使用的是一种实心的外裹胶皮并带胶钉的棒子，打人的是六监区的狱警李卫东，强迫让人双手扶墙站立，李卫东双手抡棒用尽全力抽打，每棒都在向下移，然后移到大腿的外侧，越往后打的部位，是肌肉越少的部位，打到大腿侧面时几乎就是砸骨头了，除我之外，其他人均被打倒在地。
 酷刑演示：毒打 |
事隔一天，李卫东派人来叫我，当时我正在车间植发，到他的办公室，他关上房门，屋里有五、六个狱警，他吼叫道：“写不写？”当我拒绝他后，便恼羞成怒，再次对我用刑，第一棒打下来后，因他用力过猛，棒子从他手中弹出三米多远，捡回棒子后继续打，直打到他不打了为止；这种连续的用刑也是违规的更是违法的。因前一天被用过刑，臀部、大腿的肌肉已经完全僵硬，没有一点弹性，摸一下就痛，不摸不碰都痛，在这样的情况下再用刑打，这种疼痛无法言表，只是每一棒落下后，那种不由自主的，大声的，几乎是拼尽全身的力气――“啊……”的惨叫，似乎是好像减轻了一点疼痛；这种惨叫声以前只是在电影或电视中看到。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监狱犯人叫“炒回锅肉”。这一次的疼痛使我全身都在颤抖，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僵硬的又紫又黑的腿部肌肉，两、三个月后才慢慢的恢复正常。
完全丧失理智，“动用监管力量”：狱警组织刑事犯人，至少动用七、八个犯人对一名法轮功学员进行群殴，都是在刚刚入睡，从床上拖起来暴打，刚要入睡又被拖起来暴打，边打边说“写不写”，阴森恐怖，四监区的蒋虹一晚上被暴打了六、七次之多。德阳监狱关押的大部份都是无期、死缓、十多年以上的重刑犯，且不说有多心狠手辣，狱警开出的诱惑条件是给记功减刑，监狱里度日如年，减上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天，所以犯人就足以为此而效力；而狱警“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能获得上级一千元的奖励，这个奖金数额是当时一个狱警二个月的工资。
身高一米八十当过武警的资阳的李文斌被打断两根肋骨；南江的潘甫被打聋一只耳朵；广安的蒋和平腿被打瘸，差不多一年才恢复；重庆长寿的陈永和被打成胸漏，半年多才恢复。几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身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而心理的创伤要更大。
二零零二年一月新年前，我在车间干活，被叫到集合，回到监舍收拾行李，被再一次投入监队（二监区）折磨，这一轮被再次集中到入监队的法轮功学员有二十几人，转到这里的目的是要逼迫他们放弃信仰。二十多人来到这里不到两天的时间，入监不久已被欺骗“转化”的十一名法轮功学员，全部声明“转化”作废；再加上从全省不断的有法轮功学员被冤判送来的，始终都有四、五十人。
“狱中狱”：在有形的高墙电网中，再通过用人看人的办法，限制在高墙电网下仅有的一点自由空间。不让通信，不让会见家人，法轮功学员之间不让说话，不论吃饭喝水上厕所，都完全有包夹看着，包夹随时向警察报告。
高强度体能摧残：
走正步：一步一动，腿抬起来不准放下，几分钟才换下一个动作，抬不动了会被喊口令的犯人动手或语言羞辱，然后再罚做几十个俯卧撑，撑到后面想站起来，刚撑起上半身来，胳膊一软，人就会一下趴在地上，体力已耗尽了站都站不起来。
跑圈圈：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烈日下，围着操场跑，跑累了，跑不动了，就由两个犯人，一人在前面拽，一人在后面推，每跑一圈就再换两个犯人，法轮功学员要一直跑不准停，就连年岁大些的法轮功学员也不放过。
入监队里的严管队：这个阶段几乎关的全是法轮功学员，住的房间窗户是用砖彻了的，只留了几个小孔透点空气，夏天屋里闷热、空气混浊，蚊虫叮咬，饭只给定量的一半，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严重的营养不良。而每天还要高强度体能摧残，夏天一个星期才让洗一次澡，换洗一次衣服；烈日酷暑下，水泥地操场上，一队队的法轮功学员，一个个瘦的脱了形，皮包着骨头，肤色黢黑，只看见两个白眼仁，说话时能看见显得特别白的牙齿，身上的白汗衫，早已被汗水浸的发黄，衣服破的大洞小眼象渔网，裤子角边烂成条条，脚趾头露在鞋外；当看到这群人时，心里会问：他们是人吗？当然，他们只是为做好人，而不向邪恶屈服的人。这个时期，监狱里有违规送到严管队来的年轻犯人，由于高强度的身体折磨，人人都会呕吐，一到一个月马上就叫所属监区把人接走，因为人根本就受不了，年轻人尚且如此，而法轮功学员的被折磨是长时间和不间断的，长达八九个月之久。
这个期间，监狱从各科室各监区抽调了骨干，组成了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转化”班，狱警们二十四小时都在指定的区域，不准回家。白天狱警们就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睡觉养足了精神，到了晚上，也就是到了该睡觉的时间，狱警们开始“工作”，找白天在烈日下被折磨了一整天的法轮功学员单个谈话，狱警轮番换人，对疲惫不堪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车轮战”，通常是谈到凌晨二、三点，时间长的要凌晨四点多钟；折磨的让人生不如死，然后摧毁其意志，达到“转化”的目的。不“转化”，狱警们是有家难回，“转化”了，可获高额的奖金，这个政策可以让人完全丧失理智，把人变成鬼，狱警们使用的手段是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所不及。
入监队每周都要求写思想认识，由于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被狱警崔唯刚、张俊罚站军姿，整天的在烈日下暴晒，皮肤都晒起了水泡，开始时星期天还让休息，后来连一点点的休息都没有了；被罚站军姿已有二个多月，然后我绝食维权，只为争取可怜的喘口气的权利，绝食绝水，在烈日下暴晒三天后倒在了滚烫水泥地上。缓了一会后，由包夹扶回房间，没有给我任何的人道救治，身体严重脱水，非常虚弱，走路都很吃力，就这样还被狱警“车轮战”。
二零零三年五月，我在车间植发，出现胸闷，呼吸困难，走路无力，后来住进了监狱的卫生院观察，严重时，身体出现痉挛，抽搐，大口的往外吐气，没有进气，嘴唇、头皮发麻，整个人十分难受。卫生院没给出任何结论，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监狱安排我去了指定的德阳第五医院，给我诊断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医生，在我出现病态的时候做了心电图，还做了其它项目的检查，我看到老医生有些拿不准的样子，拿出很厚的医书在翻看，我问他诊断结果，他想了想说：你回去问警察，后来警察进了房间，让我回避，医生和狱警商量了一会，最后告诉我得的是“甲亢心脏病”。回到卫生院后，卫生院的院长来和我谈话，说要我出狱后，找个大医院好好做个检查。因为我身体没有任何甲亢的特征，在医院检查做肢体测试时也没有任何的甲亢表现。所以我向监狱提出：要求保外就医，他们就拖着不给办，就一直被拖到出狱。
两年半的牢狱折磨，就使我原本非常棒的身体，丧失了正常行走的能力，走路时两只脚是在地面蹭着走的，每蹭一步也就只能移动一个脚尖，五～六公分的距离；脚尖蹭脚尖，去一趟不到二十米远的厕所小便，需要用近二十分钟的时间。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八日结束了三年的牢狱迫害（释放证明书2003德狱字第438号）。回家后，通过炼功，半个月我的身体基本恢复到正常。
三年中，超过一年多的时间被剥夺会见家人和通信的权力。
我父亲在我回家四十天后去世，由于老人无法接受儿子被判刑的事实，焦虑、牵挂、担忧和被歧视，始终折磨着他，在监狱里唯一的一次见面，老人两眼含泪，告诉我他在退休老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当我回家时，老人已不认得自己的儿子。
二零一零年八、九月间，由于地方国保不断跟踪骚扰，并绑架了我店子请的营业员，为免遭迫害，不得已将经营的店子转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九万元。
二零一零年下半年被迫流离失所，至今已近五年的时间，只有老母一人在家，孤苦伶仃无人照顾。
二零一一年，有几个自称是我单位的人，把我儿子找去询问我的下落，要他代我写保证书，写了保证，以后就不再来找你们了，都被我儿子拒绝。他从年幼就开始担惊受怕，这心灵的创伤，十六年来，都不知是怎么过来的。
二零一二年，资阳国保警察到德阳找我妻子姐姐，询问我的下落，并威胁说：不准给我提供经济帮助，如果知情不报，就是包庇罪。给妻姐和姐夫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