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酷刑致残 江西进贤县张育珍控告首恶江泽民
 张育珍 |
张育珍女士，现年四十八岁，1998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原本患有的沙眼、腰痛、关节炎、脚廯及暗疮等病症都不翼而飞。自法轮功被残酷镇压后，十六年来，张育珍共计被绑架十一次，非法抄家三次，非法拘留四次，非法判刑六年，从监狱直接转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2005年9月在江西省女子监狱两次被长时间吊“背铐”酷刑折磨，造成她双臂伤残。这些迫害给她及亲朋好友造成了身心上刻骨铭心的、永远无法弥补和偿还的伤害！
控告书中，张育珍自述了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以后所遭受的九年迫害：
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
1999年12月23日,我在深圳南山图书馆原来炼功点学法，被南山派出所绑架，关押在南山区看守所治安拘留15天，后被派出所警察骗去60元“代金券”，再被劫持到江西进贤看守所继续关押155天。
2000年6月左右，我去深圳市南山派出所想要回被非法哄骗去的大法书《转法轮》，他们以我没带身份证为由，把我当“三无人员”非法扣押了一天，第二天被强行罚款250元现金才释放我。我和父母在自己家阳台炼功时，被广东省中山市坦州金斗湾派出所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绑架并非法抄家，至下午才释放回家，同时再次进行非法抄家。
2000年7月6日上午，因功友被绑架，我受牵连遭到中山市坦州分局警察绑架，在分局强行对我做笔录并诱惑我指认功友，下午被释放回家。
2000年9月，我在南昌粘贴真相传单，被南昌市西湖区南站派出所绑架并抢走我包中的所有真相传单。我拒绝报姓名、住址，于凌晨从二楼攀住窗台跳下，才得以脱身离开。
2000年10月上旬，我在北京郊区出租屋被北京朝阳分局绑架，后被劫持到江西驻京办，驻京办人员勒索我50元车费，将我强制送回江西。因我户口所在地（李渡派出所）警察不认识我，我才从火车站成功脱逃。
去北京讨公道 被非法判刑六年
10月中旬，我坐火车去广东和父母团聚，在下车前，对面座位上的旅客正在看报纸，我发现报纸上有诽谤大法的内容，我内心感到既难受、又着急，下车就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讨公道，要求还大法和大法师父清白，恢复公开合法的修炼环境。我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后被北京牛街派出所警察抢走大法书籍、法轮章，还遭到毒打。在派出所我绝食绝水两天，后被送去江西驻京办，我趁驻京办的人不注意得以走脱。
2000年10月下旬，我抱着同样的良好愿望再次进京上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门口被绑架，被关押在前门派出所，后又被送往看守所，我绝食绝水四天，后被驻京办接去，我下车就跑，后被他们追回。后来，驻京办的人逼迫我写当天离开北京的保证，才释放我。
2000年11月11日，我住在北京海淀区曲圆宾馆，在离开宾馆时发放了一些真相资料，当时被宾馆保安人员发现并恶意举报，致使我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抢走随身携带的所有大法书籍。后被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12月4日深夜，我被叫醒，警察带我到206号预审室进行刑讯逼供，用电棍电我面部及胸部、揪住我头发往墙上撞。第二天我说要控告他们刑讯逼供罪，监室警察又踢我的腰部，用一大串钥匙砸我的头。
在北京市海淀分局看守所，我遭到“喷气式”酷刑；在丰台区看守所遭受到把手脚从后背连着反铐在一起、整个胸部紧贴床板，野蛮灌食的酷刑体罚；在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遭到被大字形捆在“死人床”上、插管灌食（橡胶插管被长时间插在胃里）、剥夺睡眠、不准上厕所等的酷刑折磨。后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枉判六年（我在北京参与了美联社记者招待会而遭到重判）。在北京被关押迫害了七个月后，又被转到江西女子监狱迫害了五年五个月。
在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的残酷迫害
我被投入江西省女子监狱非法迫害，期间长期遭受残酷迫害：对我进行严刑体罚、虐待，包括反手喷气飞机式悬吊铐、烈日暴晒、关禁闭、不准喝水、不准洗澡、长期挂铐不卸等，其中每天24小时双手高举铐在铁门框、铁窗、铁床上折磨长达一年多。
 酷刑演示：吊铐 |
2005年9月19日，狱警熊敏指使包夹犯（即监视我的犯人）舒影静、祝维青把我从我住处四楼拖下来（裤子被拖破）在烈日下暴晒四个多小时。之后，又指使犯人王霞、谢明霞、张茹萍等七、八人强行把我双手反铐到背后，形成喷气式飞机形（俗称“飞机铐”），将我悬吊到禁闭室警官厕所后方角落处的钢筋窗上方，并用宽胶带缠绕、紧紧密封住我的嘴，迫使我根本无法出声，以掩盖她们正在施行的迫害我的罪恶。犯人舒影静把我的鞋脱掉，使我只能脚尖点地。
在我被折磨致万分痛苦的情况下，恶警熊敏把正在被关禁闭的犯人刘爱英、黄四妹放出来，指使她们辱骂我、侮辱我的人格，粗话、脏话不堪入耳。从下午3点吊铐到次日凌晨2点多钟，我被持续反手悬吊了11个多小时。当时我已被吊得双手完全失去知觉，人也奄奄一息。熊敏逼我答应“转化”（放弃信仰），才给我卸下吊铐，我瘫倒在地。狱警熊敏逼我背诵别人写下的“四书”（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揭批书），还逼我写；当时我的手已被吊瘫，她们就捉住我的手“抄写”别人写的“四书”。
次日（9月20日），狱警万敏英又来喝问我：“‘四书’是不是你自己写的？”我说：“我的手不能动了，是她们抓住我的手写的。”万敏英一听，怒问我：“什么！什么！”并吼道：“走！走！下去！下去！”又把双手完全瘫痪的我拖到前日吊铐我的原处，以同样手段又反手喷气飞机式从上午8时吊背铐到11时多，持续再反手悬吊铐了3个多小时，使我更是雪上加霜。万敏英又强迫我答应“转化”（放弃信仰），逼我写“四书”等，才给我下铐，把我摧残得呼吸困难，差点休克。
中午时分万敏英不准我吃饭、喝水，还强迫我走队列，在楼上来回走。在我向左转的时候，由于我的右肩已关节脱位、顺着惯性往外飘出去，不听使唤，万敏英又喝斥我没有走好队列，凶恶地说“你要夹住你的手！”我说：“我控制不了我的手，我要去看医生。”万敏英喝道：“你不要向我提条件！”这时我又渴又饿，要求道：“我想喝点水。”万敏英说：“什么时候走好了队列，什么时候喝水。”万敏英这时想走，便交待包夹犯人把我的双手绑到上铺的扶手上，叫我站在床边背“监规”。我连续两天被反手悬吊背铐14个多小时，已被折磨得神志不清，只能任由她们摆布，我已无法发出声音，万敏英还指使包夹犯人晚上12点以后才准许我睡觉。
万敏英走后，犯人祝维青见我人快不行了，赶紧把我扶上床躺着，拿出吸水管给我吸水。傍晚，我非常恶心，便请包夹犯人扶我起床，没等到我脚下床，就呕吐不止。包夹犯人便去报告警官。过了很长时间，万敏英来了，对我凶神恶煞地喝道：“报什么告，有的人黄水都吐出来了，你吐了黄水吗？”
此后的十天，我不能吃饭，只能喝一点水，因双上肢剧烈疼痛，通宵达旦无法入睡。直到2005年9月29日，监狱医生见我双手肿大，无法测量血压，我已危在旦夕，才将情况通知综合监区，要求次日带我去拍片检查。
9月30日，监区任书记、熊敏、狱医夏科长才带我到劳改局监狱医院急救、拍片。之后，局医院朱主任叫医生带我去住院，这时我的双手肿得很大，已完全失去肢体功能。医院熊院长摸着我的手问我：“是‘飞机铐’铐的吗？”我说：“是。”他又问我：“你的手是胀、是痛、还是麻？我好对你下药。”由于我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才安排两个原包夹犯人（祝维青、舒影静）来医院护理我。
同年10月8日，医生又叫我去拍片时，拍片医生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张育珍，拍片医生对住院部的郑警官说：“她（指我）的名字不对，你要将她的名字改过来，如不改过来，以后出什么问题我不负责任。”并讲了两次，可是郑警官一直未改。
后来省检察院的人调查后问我：“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我说：“没有，我就是一个名字，叫张育珍。”（这是她们蓄意把我的名字写假名，以掩盖她们的罪行。）检察院的艾警官又问我：“你是不是叫张肖玲？”我说：“不是。”当时医师就叫郑警官去改正名字，而她们一直未去改。
从9月30日住院到10月10日，住院十天的诊断结论为“上肢（双手）软组织严重受损，右肩关节半脱位，高血压，心脏病，发烧，中暑等。”我从无这种病史，上述病状完全是她们对我的长时间吊背铐所造成的。
双手瘫痪的我，在住院十天中，每天七瓶药水吊针，从早吊到晚。10月10日，她们说有一名艾滋病人要等床位，便把我带着吊针匆匆出院，这时我的伤情根本未愈，才刚开始消肿，从此以后再未得到任何治疗。出院时，由住院部用车子把我推到住院部门口，再由住院部一名男子把我抱上警车回到女子监狱，又由禁闭室值班的犯人孙淑琴等四人把我抬上四楼住处。
2005年11月，我央求一位女犯人向南昌县长堎检察院在女子监狱设置的信箱投递“控告信”。过了几天，女子监狱政委祝良、副监狱长魏秋玲（后任调研员），把我叫到五楼办公室了解情况，我说我已向长堎检察院写了控告信。”没料到祝政委说：“啊，信在我这里，我会教育她们的。”并“安慰”我说：“伤筋断骨100天就会好的。”
2005年12月18日，熊敏说要带我去省二附医院作检查鉴定，检查前一天，叫我去洗个澡，去检查前，又假惺惺叫犯人雷冬莲为我梳头，整理衣着。由女监教育科科长钟云华、副科长王丽颖及熊敏带我前往二附院，到了二附医院廖医生问我是怎么搞的？我说是2005年9月19日、20日两次飞机式反手悬吊背铐14个多小时造成的。后廖医师叫我去拍片。但拍片及检查结果我看不到一纸半字，只有医师对我的最后叮嘱：“你有肩周炎（实际是她们对我两次飞机式吊背铐造成的后遗症），不能冷着，不能着凉，要用热水敷。”我问医生：“我的双手何时会好？”医生说：“如果你不锻炼，一辈子都不会好。”当时我惊呆了，这将宣告我终身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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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珍在监狱、劳教所被非法关押9年后于2009年11月9日被释放三个月后的照片。
出狱直接非法劳教三年
更为非法的是，在我刑满释放之前，狱警熊敏扣下我20元钱办理“释放证”，可释放证刚给我，又叫我在“劳教书”上签字，而释放证则被另一狱警骗去了。后来，女子监狱伙同进贤县国保大队及李渡派出所，把我推上警车直接送往江西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迫害三年。
在三年劳教期间，我遭受了不让吃饱饭、受包夹犯人的打骂、敲诈，拖着残废的手被强迫打扫卫生、曾因无法做劳工而被劳教所不允许洗漱、上厕所、企图加刑六十四天等迫害。直到2009年11月9日劳教期满才得以被释放回家。
2010年5月，我与母亲在广东中山坦洲讲真相，被人构陷，遭到金斗湾派出所绑架并被关押七小时，后说放我们回去，但我们母女发现有人跟踪，就没有回家，在外流浪一夜。
2010年10月奥运结束前一天，我和母亲外出讲真相，遭到珠海市香洲区南溪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关押六小时，后叫我弟弟接回。警察以进我家看看为名欲对我家进行非法搜查，我弟弟打开橱子门给他们看，没找到任何真相传单。派出所负责人还恐吓我弟弟说：“我们可以关你姐姐半个月，……”
2011年3月18日，我从广东中山被骗去深圳，遭犹大张育萍、赵燕妮、高燕、刘天书等诱骗，被绑架，南山区两名男警破门而入，两名男警架住我伤残的双臂反扭到后背，又用牛筋线紧紧套住我的两大拇指并越拉越紧，使我伤残的双臂更是雪上加霜。后又将我劫持到“深圳市法制教育学校”（“西丽洗脑班”），我绝食绝水反迫害20多天，被插管野蛮灌食致鼻孔淌血。被洗脑迫害近三个月后，才得以被释放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