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仙桃市优秀教师控告元凶江泽民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付令军依法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递交《刑事控告状》，起诉给他带来这场灾难的元凶江泽民。
在《刑事控告状》中，付令军写道：“被告人江泽民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期间，利用手中权力，因为一己妒嫉，一意孤行，枉肆其忿，无视‘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调查结果和民心民情，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的‘文革式’迫害。
“我也是这千万个被迫害的对象之一，我在仙桃八中担任教师期间，兢兢业业执教，对学生关怀备至，教学成绩显著——二零零五年，曾带出一个全市高考文科状元。但是在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下，我先后四次被绑架，平时被监视行踪，经常被要求‘汇报思想’。在非法关押后，我的体重由原来的一百七十五斤锐减到一百三十五斤，门牙断了半截；身体浮肿，血压升高，多次晕倒，有时不省人事；同时我的工资被禁发，头发变白。”
以下是在江泽民的操控唆使及谎言欺骗下，付令军老师遭受的迫害事实及经过。
一、第一次被绑架、送洗脑班
二零零二年九月的一天晚上十点左右，我和同事何青、武蓓在仙桃商城旁边的摊点吃夜宵，仙桃八中政教主任李玉斌（现任仙桃市沔城高中校长）、国保大队田华和另一名警察，突然冲过来，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将我从餐桌上强行带走，非法关押在仙桃市刑警一中队一楼的一个小铁笼里，吃喝拉撒都在一个不足十平米的范围内，里面又臭又热。
国保大队大队长周国怀采取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语言侮辱攻击、抓头发和衣领、以送到监狱相威胁等方式，从肉体与精神上不断施压。
被非法关押的当晚，我全身抽搐，无法动弹，不省人事，警察们慌了，进进出出忙个不停。凌晨时，把我送到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说可能是癫痫。折腾到天亮后，警察们把我带回一中队继续非法关押。
一个星期后，把我强行送到设在仙桃市麻港乡的洗脑班，洗脑班的负责人有仙桃市“六一零”的胡美生、徐霄、武永祥等人，仙桃八中教师胡钢作陪护员。警察不准我出门，每餐由陪护员打好后端来，还敲诈逼迫单位交几千元生活费。期间逼迫我看污蔑大法的录像，不看就羞辱、责骂、威胁。
一直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左右“十六大”结束后，我才被学校接回。而且之前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查抄了我的寝室，抢走了我的书籍、电脑、电脑耗材、手机、三千元左右的现金，还强迫学校交几千元生活费等。
二、第二次被绑架，中途跳车后流离失所
二零零三年九月，在市“六一零”的指使下，仙桃市教育局保卫科姓郑的保卫科科长，和学校管政教的副校长李玉斌一起欺骗我，说要我到教育局开会，我问要开多久，他们说一个下午的时间。
中午，他们一起在粮贸大酒店吃饭，同桌的有仙桃八中保卫科的刘刚、政教处的胡波和彭绍兵、仙桃市教育局保卫科的郑科长、仙桃八中教师何青等人。吃完饭，郑科长、刘刚、彭绍兵将我带上一辆出租车。
中途，我看路线不对，就问了他们两次：“你们带我去哪里？”郑姓科长很不耐烦的说：“你别管！”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和绑架！如此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却叫人别管，这是什么逻辑？！作为一个公民，我必须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我就把手伸到窗户外，从外面把车门打开跳了下去。
站稳后，转身往旁边的小路上跑，几个转弯后，我就趴在棉花地里，刘刚和彭少兵等人下车后，找了一段时间，没有找到我，一边骂我，一边扬言要报告公安局抓我。后来，我四处辗转了几个月：曾经在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一个人呆了一个月，每餐一碗米饭，一点白菜萝卜；曾经在风雪中行走在偏僻的乡村里，有家不能回；白天呆在山上看书，晚上在最便宜的旅馆里住一晚；饿了，就吃点方便面，冷了，就跺跺脚，运动一下，直到腊月二十七，我才回到家。
三、第三次被绑架到洗脑班
二零零四年五月下旬，仙桃市“六一零”的人把车停在仙桃八中校门口，叫学校领导把我送出去，否则就冲进来用手铐把我强行带走。当时大概是上午九点，正在上课的我被从课堂上叫出来，学校校长邵爱华无奈的对我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之后，我被“六一零”的人带上车，到了沙嘴派出所，和另一个法轮功学员胡又发一起被送到了“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武汉市汤逊湖旁的洗脑班，今湖北省司法警察学校内），而且还勒索学校交几千元伙食费。
在那里，警察为我使用两个陪护员：一个陪护员是仙桃市教育局请的一个付姓男子，五十多岁；另一个是襄樊市监狱系统的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狱警。他们一个负责上半夜，一个负责下半夜，对我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包括上厕所都跟着，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洗脑班里每天都有几个帮教轮番灌输他们的那一套歪理，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二点，通过肉体上的疲劳、精神上的重压、伪善的关心和随时流露出的不“转化”就判刑的威胁等方式，强迫我放弃修炼，逼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强迫我从早到晚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记笔记、写心得体会。
那时，被非法拘禁的我们一天天消瘦，有的甚至被折磨的精神出现了问题。三十八天后，我被学校接回。
四、第四次被绑架，送洗脑班，非法判刑三年半。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凌晨0：30左右，仙桃市干河派出所的近十名警察，骗开了我的家门，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搜查令（后来是在仙桃市第一看守所里补办的搜查令，而且时间也造假写成了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情况下强行搜查，把我家里的两台台式电脑、一台笔记本电脑、两台打印机、一台复印机抢走，被抢走的还有光盘、书籍、U盘、移动硬盘、纸张等。当时我的爱人正怀有八个月的身孕，警察的暴行使她受到很大惊吓，后来早产。孩子因为早产和在怀孕时受了惊吓，现在胆子很小，内向，怕见陌生人。
警察把我带到仙桃市干河派出所，被非法关押到二十五日晚上七点左右，一起被关的还有沈还姣、王贺海等，从早上到晚上，我们粒米未进，滴水未沾，临走时，才给了点饭菜我们吃。我被送往武汉的“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我这次的一陪是仙桃八中的职工高明军。这次被非法关押在“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的法轮功学员约有二十多人。在这里，我每天被强制做操、看污蔑录像、写心得、抄笔记……十月下旬，仙桃市国保大队的李培亮到“洗脑班”里骗我说问点情况后就让我回去，骗我做所谓的“笔录”。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我被仙桃市国保大队的田华等人接回，随后他们将我送到仙桃市第一看守所，当天下午曾敬文到看守所询问我，准备诬告的材料。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曾敬文到看守所对我下发非法逮捕书；二零零八年一月四日，仙桃市检察院发“委托辩护人告知书”；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仙桃市检察院起诉科的张治明和另外一名检察员非法提审；五月八日仙桃市法院送来起诉书，期间曾因证据不足，多次退回公安局重新调查。
在此期间，“六一零”人员不断的用重刑威胁我们，骗家人说我们如果在法庭上不反对就当庭释放，利用家人来逼迫我们。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两名律师（姚习洪、陈雪峰）自称受仙桃市法院委托为我辩护，但他们根本不清楚整个事情的具体情况，只问了一些大致情况，后来了解到这只是为了应付司法程序而被安排的走过场的形式而已，根本没有发挥一个辩护律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在仙桃市法院刑一庭非法开庭，审判长周国华、邹容，公诉人是仙桃检察院的张治明，之后我被非法判决三年六个月。
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我的衣物被刑事人员任意抢走；饭菜被克扣，每餐只有一小块饭团和一瓢没有油的水煮青菜汤；冬天零下十多度的天气，用冷水洗澡；我的体重由原来的一百七十五斤锐减到一百三十五斤，门牙断了半截；身体浮肿，血压升高，多次晕倒，有时不省人事；同时我的工资被禁发，头发变白。
五、被单位开除工作
被冤狱期满后，我回仙桃八中要求上班，仙桃八中校长叶道龙一再推诿，说这事要听仙桃市“六一零”的。过了将近两个月，仙桃八中叫我去学校，当时，仙桃市教育局的两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姓付）和仙桃八中副校长邱先荣、付姓工作人员宣读了一份仙桃市教育局的“关于开除付令军公职的决定”，他们要我签字，我拒不配合，并指出他们的决定是违法的，是对我的迫害。后来付姓工作人员自己签上了我的名字。
六、家人承受的巨大压力
我被绑架时，我的父亲几次昏厥，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头发大半都白了；二零零三年，我流离失所的时候，家里失去了我的消息，父亲一个人关在房里上吊，幸亏发现的早，才幸免于难；有时单位的人去老家查找我的消息时，父亲胆战心惊，度日如年，母亲只能无助地大哭：“我的儿子是一个好人！”亲戚们也是一直在担心，每次见到我，都叮嘱我一定要小心……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给我、我的家庭、我的亲友都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压力和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