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类延军在他的控告书中陈述的情况。
我叫类延军,修炼大法前抽烟、喝酒,身体多病,患有骨质增生、腰腿痛、痔疮。我老伴李志花,也患有多种疾病。我们老夫妻常年药不离嘴,中西药都用,多方治疗无效,整天躺在床上,不能劳动,身体受尽病痛折磨,脾气也越来越不好,经常吵架,全靠三个孩子苦干支撑这个家。
一九九七年夏天,妻子听人说学炼法轮功能祛病健身,便跟人学炼。我因不能干活,买了一头小牛,在放牛的时候,被牛顶断了肋骨,躺在床上,妻子请回来一本《转法轮》,我便时常看这本书,觉得大法太好了,便支撑着病体去炼法轮功。两、三个月后,我们老俩口的身体完全康复,修炼后我们时时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做好人,遇事找自己的缺点,宽容别人,善待他人,家庭变得和和睦睦,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
正当我沐浴在这幸福的时光里时,自私嫉妒的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掀起了对法轮功的无理迫害。在这场无人性的残酷迫害中,我家也遭受了难以忍受的迫害,具体如下:
因我家是炼功点,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以后,被桃墟镇政府罚款一千四百元。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一日,因我向联合国签名证实大法,本村干部领着桃曲镇派出所的人夜间将我绑架到派出所逼供后,将我关进镇政府大院,后转到财政所三楼,每天晚上打骂我们。
二月初一晚上,来了二十多个气势汹汹的打手,刘星世、莫光亮、周子俊、脱下我的新鞋子乱打我全身,三个人按的按,打的打,有一个穿皮鞋的猛踹我的胸部,强烈的剧痛使我背过气去。他们打累了,呵斥我面朝墙站着,然后逼我骂师父,骂大法,我不从,他们把写成的东西逼我签字,然后逼要八千元,派出所要二百二十元,因没钱给他们,便被天天夜间打骂,期间还被到处游街示众。孩子担心我被打坏了,儿子贷款四千元加上借亲戚的四千二百元交上,两个月后,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零年正月二十一日,老伴和小女儿类桂花同时被绑架到桃曲镇计生办会议室关押一天,后转到司法所关押,每天被人打骂,派出所逼要二百二十元、镇政府每人索要四千元,直到半个月后勒索到八千四百元才放母女二人回家。
二零零零年春天,老伴在地里采桑,桃曲派出所四、五个人冲进桑园,将老伴劫持到花果庄派出所一间小屋里,其中一人扯下老伴的一缕头发扔在地上,一人扯她耳朵,期间又有人去我家绑架我,逼得我跳墙而走。家中被翻得乱七八糟,下午将老伴转到桃曲派出所非法关押,逼她说出别人,狠狠打她几巴掌,第二天光着脚被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的阴历四月二十八日夜里,镇政府来一伙人把家里翻得底朝天,翻到三十多张大法资料。当时我没在家,便把儿子绑去做人质,第二天老伴去把儿子换回家。
酷刑演示:暴打 |
当天晚上,八、九个年轻人将我老伴轮番暴打,一边打一边问还炼不炼,老伴说:“还炼”,接着打,打得老伴全身黑紫,明显觉得臀部骨肉分开,中间积水,终于打累了,有个人用脚踢一下倒在地上的老伴,说“还活不活”。两个丧心病狂的恶徒抬起瘦小的老伴扔到十几级的台阶下,使她好几天不能动,上厕所都是同屋的一位功友背着去。身体刚刚能动,她又被派出所拉出去逼供审讯,被双手铐在太阳下的柱子上暴晒,连水也不给喝,他们还逼要一万元,说一张资料三百元,无钱给他,便来抄家。将儿子的手扶拖拉机开去,拖走家里的老挂钟、电视机,实在无钱,直到交上一千元,半个月后,才将老伴放回家,回家后,很长时间不能干活,一个多月后,才将手扶车等物归还。
二零零二年六月,610头目石运端,村书记类维庆等人长时间蹲守,半夜来了两车人围住了我的住宅,将我小女儿绑架到县610洗脑班,非法关押,逼迫其放弃大法修炼。小女儿受尽侮辱,还逼交一万元,因家里实在没钱给他们,被非法关押四十多天后,七拼八凑的交上一千八百元后,才被保释回家。同年秋天,又被桃曲镇一大车人劫持到镇上的洗脑班,非法关押一周左右,还强行收了七十元学习费。
二零零四年的正月初九,我和老伴走亲戚没在家,镇政府一大车人去我家没找到人,于是,便白天、黑夜的到我家逼迫儿子交出我老俩口。使儿子、儿媳妇和孩子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没办法,我老俩口流离失所,我去外地打工挣钱还债,老伴也有家不能回,两年之后才回到家中。
在这十六年的时间里,每逢他们认为的敏感日,都免不了上门骚扰,时常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精神上承受到极限,回忆起来心有余悸。
幸亏我们炼功有个好身体,我们老俩口靠着种几亩地,养几十只长毛兔,给村里人打工挣点钱,省吃俭用,用了十年的时间才把帐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