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素群因修炼法轮功获得身体的健康。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后,她曾三次被非法关押,并于二零零九年被非法劳教,在四川省楠木寺女子劳教所遭受折磨。她的丈夫也曾被关押折磨,两个孩子受到惊吓。
以下是龚素群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及理由:
1、修炼法轮功的简单经历。
我是一个普通农民,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是法轮功使我获得了新生。修炼前我就是个病秧子,全身都是病,没有哪块儿不痛的。有非常严重的类风湿、十二指肠炎,严重的妇科病,性情暴躁,爱和丈夫及他人争斗。因家庭贫困,病又多,事事不如意,常常受人欺负,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经常都想一死百了。可我还这么年轻,两个孩子又小,实在是不忍心,也不甘心。常常一个人以泪洗面,我为什么这样苦,为什么都对我不好,人生到底是为什么?
一九九七年七月立秋的这一天,我有幸遇到了法轮功,被大法高深的法理吸引住,真是相见恨晚。我相信师父讲的话,处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修心向善,事事为别人着想。在任何时候都要做一个好人,重德行善,才能好病,我就照大法说的做。不久我真的什么病都好了。这时才知道无病一身轻是多么的快乐!比如原来家里兄弟姊妹间不和,经常为了一点小事闹架。得法后我看淡了名利不再计较了,邻居与我有仇的人骂我都不还口了,甚至后来举报我炼功也不怨恨她。分家时,公公老怕分不下去,我说你不怕。他们要的我给,他们不要的我要,很快就分好了。一次丈夫去邮政所取钱,回家才发现多了一千元,怕营业员着急,吃了饭后就马上去还给人家了。营业员笑的合不拢嘴,直说今天遇到好人了。还有几次老板给他多发了钱也退了。大家都慢慢的明白了,我们是真正的好人。现在我们家庭和睦,关系处的很好。
2、第一次被非法关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我不知流了多少泪。我想不明白,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就不准炼呢?八月份村镇就来人抄家搜书,还逼迫我写检讨书。为了说句公道话,我于二零零零年七月七日到北京去上访,在信访局外全是警察,我也没怕,他们放我进去了,却被扣在那里,后来被押解回本地,关押在县看守所。看守所的警察逼迫我们写悔过书,我不写,就指使犯人打我们,罚站了二十天,还跪了一天。关了三十八天后说是取保候审,由镇上的治安员签字领回。放人前,逼着丈夫交一千五百元的生活费和学习费。回到家里后就没过过一天清静日子,不管大会小会都要逼我表态不炼法轮功了。村上的广播一打开就要点名说我,区派出所和村镇的干部三天五天就找上门来,又是照相,又是按手印。每天都要去村上报到,赶场出门要请假,随时都有人监视,两天不见就要暗访,队长的家属经常是晚上八、九点的时候就喊我,看在家没。……那时的精神压力真是巨大无比,对我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头发都白完了。
3、第二次被非法关押
二零零零年腊月十几,村书记问我丈夫打工何时回来,我说廿六。那天丈夫刚刚回家,才把午饭吃完,村治保主任就来把丈夫、我和所有炼过法轮功的人(多数才学过几天)叫到村上去。他们早就策划好了,区委、镇上、派出所的干部来了两大车。那凶神恶煞的样子简直没法形容,把那些女的吓到跪在地上求饶,有的都吓哭了。让我面向墙站在另一间屋子里,恨不得把我吃了一样。村主任带领一大批人把丈夫押上去抄家,一无所获。就把我和丈夫带到定水,关在派出所审问。还打了我三棒,也没问出什么来。就把我在黑屋里关到第二天晚上十点钟的样子才放人。期间又不给饭吃,有时给碗油菜汤,放人时还让我给十元钱的生活费。腊月廿八晚上,大约十二点,村书记又跑我家来,把一个录音机收走了,过了一个多月才还我。
二零零六年我和丈夫到阆中烧窑打工,村文书和派出所的人开车到窑场要抓我。村文书冒充是我丈夫的弟弟,谎称找他有事。恰好丈夫外出不在,我在屋里没出来。窑上的人只知道丈夫姓梁,不知道名字。他们里里外外找遍了也没找到人,一个人恶狠狠的说,找到了就没好日子过。连公婆祝大寿、买老木等我们都不敢回家。
4、第三次被非法关押并劳教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我在宏观乡三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大桥派出所绑架。警察给我戴上手铐,铐在派出所的凳子上,非法搜身、辱骂、审问,有一个警察还打我。晚上十点把我送到县看守所,后来我被诬判劳教一年,送到四川省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
一进劳教所就扒光了衣服搜查,逼迫我们写“三书”不写的就罚“站军姿”、“坐军姿”,侮辱谩骂,强迫听诽谤师父和法轮功的文章。每个法轮功学员配两个劳教人员,二十四小时不离左右,称之为“包夹”,据说是从某个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学来的先进经验。不准上厕所,不准看外面,冬天把窗户打开不准我们穿保暖鞋。我反对迫害,高呼“法轮大法好”,遭到包夹人员的殴打,拿毛巾堵我的嘴。包夹人员还把写好的栽赃、诬蔑师父的“三书”拿来拉着我的手签字。我们被逼做奴工,经常加班到深夜。还给我们出考题,我不填,就罚坐到晚上十二点。法轮功学员之间不准说话,走路要挨骂,上厕所慢了也要挨骂。真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5、丈夫和家庭的遭遇
我丈夫叫梁大勇,是个老实本份的人,是大王镇茧站点炕工组长。因为工作忙,偶尔看看书,炼下功。二零零零年七月七日,我在北京上访被绑架后,当天下午他就被绑架到大王镇上。一同被绑架的还有几个在法轮功被迫害前刚刚学过几天后来就没炼的。当天晚上丈夫被几个人守着不准睡觉、第二天就开始用私刑折磨,如双手举瓶子蹲马步。九号去了一大帮人去抄家,连粮仓都抄了一遍也一无所获。丈夫又被弄到太阳下暴晒,还逼迫他做这样动作,那样动作,说是练功。十号让家里人找钱了,要一万块才放人。我们家本来还欠了三千元外债,哪里来的钱,父母到处借也没凑够。那天晚上他们就请来三个打手,据说有一个还是黑道上的,曾经打死过一个人。镇党委书记蒲昌学、镇长何明、副镇长赵碧群现场督阵,把丈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用各种私刑折磨。辱骂,殴打,罚跪木板凳等。三个打手把他按在板凳上,用胶棒打了近两个小时,回家养了一个多月才消肿。那几个一同被绑架的,有的被逼顶蒸笼,跪木板凳,举瓶子等,有的也挨了不少的打。十一号是赶场天,他们又被拉到街上游街示众。下午我妹妹才把好不容易借的九千元钱“保证金”送来,另外还交了二百元“学习费”,到了晚上才放人。也没有正式发票,开的是收款凭证(见附件)。当时大儿子因为初中毕业考高中没考上,央求我还想复习一年,哪怕睡地板,吃白饭都可以。但他爸爸不同意,因为家里实在是拿不出来钱。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两个孩子受到了极大的恐吓,大儿子说他走路都感到害怕。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被一同抓去的人,都被罚了款,多的五千,最少的也有五百。